​印钱造娃？误完恒大误苍生

这是一个荒谬的时代。网红经济学家任泽平先生从恒大完美脱身之后，又开始为中国人口指点江山了。

具体来说，就是趁75-85后这一代，还有生育的意愿和能力，过几年时间窗口一过给钱也不顶用了。政府马上建立生育基金，印钞2万亿，助生5000万娃，相当于生一个娃补贴4万元。

这是任的一贯风格，语不惊人死不休。

他不像专业人士，太夸张，太营销，更像是网红，他的长处是中翻中，善于用老百姓通俗易懂好记的语言，把艰深枯燥的经济学话语翻译过来，简单化，口号化，朗朗上口，热血沸腾，例如“新周期”、“手捧XX进股市”……

虽然作为首席，职责就是给市场算命，他也总是标榜自己预言的准确性，但好像曾有好事者统计过，具体观点长期预测准确率不及50%，也就是，与掷硬币概率差不多。

指点完股市，指点完恒大，又为中国人口出谋划策。不得不佩服任博士，这个痛点抓的准！

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已经降到冰点，现在的年轻人有多么抗拒生育？《中国统计年鉴2021》显示，2020年，中国的新生儿人数比去年又少了265万，只有1200万人，出生率跌破了10‰，仅为8.52‰，创下了43年的最低值。

这是什么概念？即使是被我们天天群嘲的，老龄化、少子化、低欲望社会最严重的小日本，去年的出生率都有13.4‰，高于中国的8.52‰，但日本毕竟是发达国家，人均GDP是中国的四倍，富而后老，中国还没有富起来呢，未富先老，人口负增长就迫在眉睫了。

连搞了多年计生工作的领导，都急了，呼吁要强化“生育责任意识”，瞠目结舌，今夕何夕？

但，为什么任博士的建议不靠谱呢？

第一，印钱是征铸币税，只会制造通胀。印钞又不创造一分钱财富，只是国民内部财富再分配，物资不变的条件下，货币超发，物价上升，每个人都分摊了损失。任泽平回应说，多印钱刺激消费，推动增长，不会引起通胀。这不是违反经济学常识的胡话吗？

有人说CPI不涨就行，可房价涨啊，这二十年来，因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，产能过剩抑制了消费品CPI，但房价忠实反映了货币超发的幅度，房价长期走势与M2增幅是大致同步的。给育儿家庭定向投2万亿钞票，物价涨，房价涨，钱一到手，获得感马上消失，生孩子的家庭感觉得不偿失，不生孩子的家庭感觉被剥夺，结果生育率没刺激起来，经济机制先紊乱了。

第二，育儿补贴2万亿远远不够，杯水车薪。发2万亿给5000万个孩子，也就是每个未来出生的孩子发4万块钱作为生育补贴。城市里平均育儿成本是多少钱？尤其是大城市，孩子都是“四脚吞金兽”，4万块钱够什么？谁会为获得4万元补贴而生小孩？

事实证明，欧洲、日本、加拿大都有生育补助，政府发各种“奶粉钱”，从效果看，对人口增长的刺激几乎为零。倒是补贴了那些外来移民、难民、宗教人口，干脆不工作了，在家里天天造人，靠小孩政策套利，导致人口结构失衡，移民矛盾激化，造成很多社会问题。

同理，任博士的人口红包，可能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有一定功效，但刺激出生的恰恰是没有抚养教育能力的家庭。人家本来没有育儿计划，被钱诱惑，生出来后又没有抚养和教育的能力，他们未来的就业能力、创富能力是否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？扭曲意愿人为刺激的增量人口，可能导致新的结构性问题。

第三，即使暂时有效，长期依然没用。如任泽平所说，90后-00后不想生了，他们不活跃，连婚都不结，退一万步，即便有效，短期刺激出一波人口增长，轮到90后-00后这一代依然面临人口断崖。补贴2万亿，只不过是把人口断崖延迟几年，该来的，迟早会来。

结婚生育，是一个理性的长期行为，是生物对外部环境的应激反应。如何让年轻人，对婚姻、对家庭、对生育，有责任，有意识，有欲望；如何给他们提供一个不内卷、不躺平、有信心、有希望的安居乐业优良环境，才是人口问题标本兼治、长治久安的解决方案。

这远远不是简单粗暴砸2万亿能解决的问题。

归根结底，任博士的思路，与计生的思路，本质是一样的。两者都是计划经济思维，把人看作工具，一个是不让生，一个是必须生，唯独没有考虑过人拥有的生育自主权。

知识分子的指点江山，往往是老百姓的无妄之灾。这回，连官媒都忍不住开喷了……

人类绝大多数的灾难，

恰恰是自以为最聪明的群体造成的

 文：千字君 编辑：李强

【编：看到有经济学家建议国家“多印2万亿货币，助生5000万”的建言，想到索维尔这篇，推荐。】

1930年代，苏联统治下的乌克兰发生大饥荒，数百万人饿死。一个名叫加雷斯·琼斯（Gareth Jones）的年轻记者孤身犯险，勇敢地揭露了真相。然而，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对苏维埃“伟大的社会实验”怀着无比美好的理想。琼斯冒犯了他们的理想，因此他们拒绝承认琼斯的报道，并且发起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。

▲电影《琼斯先生》

《纽约时报》驻莫斯科的记者华尔特·杜兰迪（Walter Duranty），发表文章进行驳斥，暗示琼斯是一个骗子：“这里没有饥荒，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。”杜兰迪因此被苏联和知识界奉为座上宾，并获得了普利策奖。颁奖辞如此形容他的报道：“富于学识，深刻，判断无偏见，也极为清晰”。而琼斯先生因为拒绝妥协饱受迫害，并最终死于非命。

多年以后，人们逐渐意识到乌克兰大饥荒是“真实存在的”。历史档案解密之时，琼斯和杜兰迪都已经作古。然而，普利策委员会拒绝收回给予杜兰迪的奖项和致敬辞，他们给出的解释是：“没有证据表明杜兰迪是在刻意欺骗”……

——这个真实且讽刺的故事，就是电影《琼斯先生》的原型。最早让这个故事广为人知的，是托马斯·索维尔的名著《知识分子与社会》。

索维尔的文笔优美且犀利。书中还记述了比电影更精彩的故事，堪称“20世纪知识分子的翻车史”：1930年代，萧伯纳、罗曼·罗兰访问苏联后，为斯大林大唱赞歌；萨特考察纳粹德国后，评价希特勒统治的第三帝国 “和法国差不多”，此时，犹太人已经被关进了集中营；二战前夕，罗素极力推动英国单方面裁军、削减军备；乔姆斯基曾经为红色高棉辩护……

索维尔得出的一个结论是——知识分子有一种让人惊讶的特权，就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。

▌知识分子的形右实左

知识分子，通常被大众视为“智力超群、富有担当”的群体。但是，这些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，为什么会在人类命运的关键时刻“全军覆没”、甚至判断力还不如常人呢？

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犯这样的错误 ，或许还可以用“时代的局限”来为他们这种“集体左倾”的行为开脱。

然而，正如黑格尔所言，“人类从历史中汲取到的唯一教训，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。”在互联网、全球化如此发达的今天，仍然存在众多“形右实左”的知识分子——尽管他们多年来一贯以“右派”的形象示人，并且勇敢地抨击最明显的左派体制，但是在价值观和分析方法上，他们却又是标准的左派。

更令人无奈的是，在一个被毒害的语言环境中，他们所受到的批判，也往往不是诉诸逻辑分析和观点辩驳，而是滑向动机揣测和道德绑架——即便是一些“批判左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“，也难免会有“以左反左”的嫌疑。

以上种种匪夷所思的撕裂，不但使得知识份子群体声誉扫地，也导致了大众的困惑和对立。

所以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知识分子“形右实左”？

▌知识分子的角色：人类左倾的代表

“左”的渊源，是人类的骄傲；左倾，是人类的天性。

任何人从出生开始，不用接受任何理论教育，都会自然而然产生左派的乌托邦构想：妄想知晓／掌控一切事物，期待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，渴望无微不至的保障……

一个人要接受“有限政府和自发市场”的右派价值观，都必须先经过“从左到右”的观念转变，克服天然的左派的冲动，养成消极的政治观——对世界保持谦卑、审慎，对人性保持警惕、悲悯。

说到底，知识分子也是人，是人就会有“左”的倾向。但是，知识分子作为掌握专门知识的群体，本身又擅长表达、传播观点，于是在他们身上，人的骄傲往往就来得更强烈、更明显。

这也恰好可以解释一个事实：即便有左派哲学的加持，知识分子的“左倾”在每一个时代都没有什么新意。

▌知识分子的迷信：轻视观念

知识分子的研究对象通常是制度和环境，相对于庞杂的观念和民情，这些更易于掌握和传播。因此“形右实左”的知识分子，通常迷信“制度和环境”， 轻视“观念和民情”。

因为迷信制度，他们拒绝相信“民主国家也可能发生选举舞弊”、 “自由媒体也可能不公正”。

因为迷信制度，他们固执的相信，一个国家只要有了人民主权、三权分立，限政法治就会水到渠成、永不褪色，人民自然就会趋善避恶、永享太平，永远不会重复罗马人的命运。

因为轻视观念，他们只反对看得见的极权制度，却对产生极权的观念和民情视而不见。于是在不知不觉间，他们走向了自己极力反对的那一面。

因为轻视观念，他们认为“适当比例的财富再分配不是道德绑架”，“不会伤害私有产权和权利平等”，而且 “有利于形成互助互爱的社会氛围”。

殊不知，人类是观念的生物，观念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。私产伦理和有限政府，无论以任何形式向权力或“社会”妥协，都是在向极权主义迈进。

▌知识分子的特权：犯错无代价

索维尔在《知识分子与社会》中指出，由于轻视观念的后果，左派知识分子在传播“可能有害的观念”时，可以毫无顾忌。在观念的后果产生后，他们也心安理得。

一个医生如果出现严重“误诊”，一个工程师的设计如果出现严重误差，通常都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，在职业上身败名裂。

但是，当那些“社会工程师”在智识上出现严重“误判”，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后果时，他们却无需付出任何代价，甚至照样充当“知识教主”、“社会良心”——试问，罗素、萨特、萧伯纳、海德格尔……这些知识巨人，有谁主动对自己“专业上的严重误判”承担过责任？又有谁对“受害的大众”表达过忏悔？

为此，索维尔一方面提醒大众，不要以圣人的标准要求知识分子。少一些盲目崇拜和道德绑架，知识分子反而更能谦卑、清醒。另一方面，他还明确了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——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言责，还要善尽言责，考虑和顾及到自己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。

最后，在这个观点撕裂、价值观混乱的年代，作为普罗大众的我们，区分出思想、知识分子的好坏，变得尤其重要。

思潮和知识分子多如牛毛，没有人能够一一列举数来。幸好，索维尔毫不客气地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简便的识别方法。为此，我们诚荐索维尔《知识分子与社会》，助于我们建立了一份“思想黑名单”。

他的这本书并非只是为批判这些乐观的激进知识分子而著，更是为了提醒被乌托邦理想冲昏头脑的人们，反思过去，认清现实。

索维尔是美国著名思想家，全凭他的道德坚守和一份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的勇气，成为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、最具影响力的社会评论家。

这本书流畅的文笔、无懈可击的逻辑、渊博的知识，无论对专业人士还是初学者都是一种享受。本书中译本早已绝版，网上二手书200——500元。先知书店仅售68元。感兴趣的读者，可识图扫码，帮助我们鉴别“坏思想”，并赞赏小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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